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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也提不起“跃进”的劲头来。于是,缺点一直存在,错误在全国泛滥,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对相对减弱了。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。民主,集中指导下的民主,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,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。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,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,为克服缺点、纠正错误、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。可是这几年来,我们把它给削弱了,破坏了,丢弃了!我们也不能说,这是在“大跃进”和“反右倾”之后才形成的。早在这前几年,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,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。他们食不甘味、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:如果不做有效的阻塞和疏导,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。但是,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,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、歪曲现实,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。施以“残酷斗争”和“无情打击”。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,也一律充耳不闻,视而不见。不仅如此,在“下放劳动”与“改造思想”的名义下,把他们“流放”到边疆,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,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我们以为这就可以“划清界限”,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。实际上,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,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,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。因为谁也不能担保,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;谁也不能担保,自己的朋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“揭发”自己。稍有不慎,触怒了领导,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,是好是坏,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“抽象拥护、具体反对”的帽子,同时还要加一道“动机效果统一论”的紧箍咒,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,不是敌人也是“敌人”了。就这样的话,我写了将近十万字,领导从支部到总支到社单位、社党组,一级一级地看,最后又派了一个社党组成员,也是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谈话,说我写得很好,要对我进行甄别。不仅如此,很快1962年的国庆节到了,把我这个还没有甄别,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,也在新华社游行队伍前面打一个大红旗,通过天安门广场。本来五一节、十一节我都是有那个观礼票,可以站在天安门前面那个观礼台上的。这个时候当然右派分子不能再到观礼台上去了,但是表示对我恢复了信任,叫我打着大红旗在游行队伍前面领着大家通过天安门广场。那不是很好吗?不到一个月,突然又转变了,还是同样的一个领导人找我谈话,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,要对我进行再批斗。“我和她成了家以后,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。”这个再批斗,就和1957年不一样了。1957年说批斗就批斗,他们准备了半年,在1963的五一节过后才开批斗会。这个时候,我和我的老伴(当时叫小潘)已经认识了,后来我们就想看这个样子在新华社待不下去了,我们就赶快成家吧,这样我们就结了婚。到了1964年4月23号,正是我参加新四军20周年的纪念日,新华社保卫处把我叫了去宣布开除公职,劳动教养,这个时候我的爱人已经怀着大肚子了,再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了,正在家里休息呢。把我弄去劳动教养,她怀着大肚子到劳教所给我送行李。第五天就早产了一个月,本来是要隔一个月才生产的,这个时候把我送去劳教,只隔了五天她就生了个孩子。而且生孩子之前,我和她成了家以后,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,说她怎么非要跟我这个大右派,很反动的大右派成家。本来她是工厂的会计、出纳,和厂长都是一个办公室,后来她怀着肚子,就把她从那个办公室里赶到喷漆车间。原来这个车间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要赶快调出来,把这个孩子胎儿受到苯中毒。偏偏把她这个会计、出纳,怀着肚子,硬放到那个车间去,不怕孩子苯中毒。结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世以后身体很不好。这就是新华社的法西斯。所以这会儿新华社建社80周年,要很多老同志,离退休的同志100个人照一张照片,我就不去。和这些把我们往死里整的法西斯,我还和他一起照照片,那不是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照照片一样嘛。新华社里面有很多好人,也有很多非常卑鄙、恶毒的人,豺狼虎豹一类的人,这一类人也很多,我忘也忘不了。1957年打成右派,我的老婆、孩子跟我也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了。这个我能忘了嘛,忘不了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戴煌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“老右派”,也几乎是“老右派”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。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,一直以来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。“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,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。”我看到一个资料,当然中央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,1958年5月3号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,这是别人告诉我的。定为右派分子的共计是3178470,列为中右分子的是1437562人,共计是4616032人。但是正式公布的大右派是55万多人,这个数字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别人告诉我的,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材料,这个材料是谁送给我的,我也忘了。这里面说什么呢?还打了一个12岁的右派,小学五年级,上面有省、市、地、县,都有名称,我记不清了,小学五年级也不去参加鸣放会啊,他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右派啊,对不对啊。但是他喜欢画画。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请他去画了一个画,画了一个什么东西?反对一言堂。好,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,他叫“右童分子”,不叫右派分子,儿童的童。当然他的材料上讲了,劳改了七年,我想他可能写错了。因为在我们社会的制度叫少管,不叫劳改,少年管教了。就是少管七年出来了,已经19岁了,他这一生会怎么样啊?现在来算,1957年是12岁,54年了,66岁了,现在已经66岁了,这一生怎么过来的,12岁的右派。这个材料上面还讲了,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儿子,他不愿意跟他爸爸到台湾去,就在大陆上参加工作了。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,说他是反动家庭的右派。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,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。你叫人家说话,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”说得多漂亮啊。结果大家出来提意见、讲话了,马上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。一个革命领导人可以来骗人的,居然到现在还不改正,甚至1957年以后,到了1978年,把我们弄回来了,叫改正,不是平反了,一个子儿也不补发了。“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,也写了很多的好人。”其实我对毛泽东,我原来还是非常佩服他,1947年春天,胡宗南派军队占领了延安。我在驻地的草屋后面,面向着西北,向着延安方向还留眼泪呢。我还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呢,那时候的毛泽东,我还是非常佩服的。回到屋子里面以后,我自己写词作曲还写了一首歌,叫《歌唱领袖毛泽东》。“夏天朝霞满天红,阵阵凉风渡轻松,一边干活一边唱,歌唱领袖毛泽东。歌唱领袖毛泽东,一唱领袖计谋广,领导我们把日抗,八年抗战多艰苦,逼得日寇来投降。”就是这样子,我还写过这样的歌词,另外音乐组的同志要我作词,还写了这么《慰劳歌》、《刺刀歌》、《钢铁的兵万年亲》。这是我作词,别人写的曲。我作词又写曲,就是《歌唱领袖毛泽东》,苏北文工团印的歌本子还给我寄来了一本。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呢。后来在胡志明的启示下,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震动下,我就对毛泽东有了不同的看法了。这些歌、歌词都是在19岁以前写的。至于重回新华社,当然能够重操旧业,我还来讲真话,很高兴。但是别人对我怎么看,我不在话下,还是按我记者的本色去过人生。《大师》:在社里,您算不算一个另类?戴煌:也可以这样说吧。这一回八十周年有一个社史展览社,别人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能在社史展览社里面展览。我在淮海战役写的东西,在朝鲜写的罗盛教,这样的作品全国、全世界都知道,社史展览里面没有,这不是另类嘛。但是我不管,我还是写我的,我该讲什么我还是讲什么。当然,我也讲了很多好人好事,像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机部副部长沈鸿。曾经的好朋友,在延安表扬他,都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遗像挂在主席台上的,我采访他的事迹,走了很多省市,采访了几百人。最后感动了他,他又和我谈,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。像薄一波他们的“六十一人大案”,也采访得很费劲,我把他写出来。还采访中国语言研究所的老教授丁声树,也采访了很多人,把他写出来。还有像协和医院著名的心脏病专家,周恩来总理最后医疗的时候,他是医疗组长,叫方圻,现在90岁了,还在。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,所以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,也写了很多的好人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戴煌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“老右派”,也几乎是“老右派”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。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,一直以来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。“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、平易朴实的人物,还能写什么人呢?”《大师》:为什么要写《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》这样一本书?戴煌:《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》这本书后面414页开始,有一段叫“文后补言”,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,我为什么要写胡耀邦。“那是1979年6月,大约上旬,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做了长篇讲话。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,按惯例逐级上送送审的。6月13号午夜,耀邦让人通知我第二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他家,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。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,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。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,谈什么呢?是端正党风,改革开放,反腐败,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。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他快人快语,妙趣横生,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。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,谈到稿件的修改,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下讲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里面去。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适。因为我们写的是《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》的消息,如果加进刚才他在家里谈的主要内容,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,当时会议上耀邦并没有这样的内容。说新华社某人乱加进去的,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,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,另外放一篇他刚才在家里面和我们的谈话。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以后,他没有立即回答,只是来回在那个破地毯上来回考虑、散步。我们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,使他感到伤了领导的面子。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,甚至把个人的尊严和权威凌驾于党和人民命运之上。后来我们就发觉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,他约莫沉默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,你们说的很对,干脆会议新闻暂时也甭发了。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,也可以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。可是我一时来不及说,请你们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。他为什么来不及说呢?因为当时华国锋是中央的总书记,每个礼拜都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的同志的星期例会,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。来查查自己有什么问题,有什么要办的事,所以他急着要到中南海去参加华国锋这样的会议。说完了,他就向我们伸出了手,我要去开会了,以后有什么问题,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。然后他就登车去中南海,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。当天下午,我去了中纪委,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讲话。作为一个记者,在领导人的这种特定范畴里,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、平易朴实的人物,还能写什么人呢?但是他在身居高位的时候,我没有动笔。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一写值得流传后世的文字。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又一年10个月,有人约我写胡耀邦。就是《炎黄春秋》负责人杜导正,他原来也是新华社的,也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,后来跟着赵紫阳一起不干了。他要我写胡耀邦,我也仅仅写了一个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,并加了这样的题记,在标题下面加了这样的几句话,“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,他似乎默默无闻了,我却乐意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。1989年4月,他突然去世了,我和全国同胞一样,是很悲痛的。1994年秋,主持《炎黄春秋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,我觉得是时候了,于是一口答应。“我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,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。”这时已有不少结论,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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